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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zy12001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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兽爷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

1980年5月,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,标题叫:
《人生的路呵,怎么越走越窄》。
署名“潘晓”的读者,讲述了自己在家庭、工作和爱情中所经历的种种不幸:
我今年23岁,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,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,对我已不复存在,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。
这封信引起全国年轻人的共鸣。有人说它像一颗真实的的信号弹,赤裸裸地打入生活。
6万多封读者来信涌进杂志社,对青年人精神危机的大讨论甚至惊动了中央。杂志社全体员工花了一个月去年轻人中做调研,他们发现,很大一部分青年明显有一种委屈情绪,有些“看破红尘”。
四十三年过去了,类似的精神危机又隐隐出现。携程显示今年寺庙相关景区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三倍左右,一半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。用他们的话来说——上学上班不如上香。
这背后的信号,是当下青年失业率,远高于社会失业率。
前几天,国家统计局开新闻发布会说,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快于一季度,说大家对青年人失业总量有误解,5月份,劳动力市场共有3300多万年轻人:
大概有600多万目前还在寻找工作。
言下之意,似乎无需改善。不过国家统计局还介绍了失业率的统计方式:
一周工作一小时及以上,就属于就业。
我上个月面试过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毕业生。他去年毕业,身边有同学从去年毕业到现在,简历投了几百份,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。有个毕业的学长四次考研,全部失利,下一步的准备是回老家,像王响一样,开出租。
各地也很是紧张。河南发起“百日冲刺”,要求高校在8月底前将长期未就业毕业生“动态清零”;四川省长前几天公开对企业喊话,说当前是孩子们最需要帮一把的时候:
可招可不招的要招、可多可少的多招、可早可晚的早招。
1

 
改革开放以来,有两次失业高峰是被普遍认同的。
第一次是1978-1985年,上山下乡的年轻人们返回城市;第二次是1998-2004年,国有企业大量员工下岗。
“潘晓”的出现,和第一次失业高峰有关。她的真实身份,是北京姑娘黄晓菊。
当年的报道说,黄晓菊身体不好,被父母送回北京的外婆家,既不能去插队,也没法升学,成了待业青年。她的同学给街道办事处写信,得到了同情,被分配到街道办的工厂北京第五羊毛衫厂。
这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的大部分工作时间,是跟老人们一起缠线球。
但和很多同龄人相比,她已经很幸运了。1700万年轻人在“上山下乡”之后,回到城市。政府为解决他们的失业问题,喊出一个口号:
谁家的孩子谁抱回去。
为完成国家的招工任务,国有企业内部员工纷纷主动提前退休,让子女接班。
前首富宗庆后是最典型的返城青年。他本来是回杭州顶替母亲的教师职位,但因为文化低,只能被安排到校办厂。先叠纸箱,后来做推销员。
1978年,为了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,各个城市陆续组建了劳动服务公司,统一管理和分配社会劳动力。
很多新工作岗位就是在那时被临时创造出来,安置待业青年。
比如,为了解决失业问题,西安的市长亲自出面,要求各个机关单位把沿街的空地改成商业摊点,安置本单位的待业青年。
甚至将一些沿街居民迁走,把房子变成店铺;革命公园、体育场、西安铁路分局等繁华地带设置商亭,统一申请营业手续,安置待业青年,免缴地皮费和商场管理费。
北京的劳动服务公司起步晚,但因为底子厚,做成了很多事情。
东城区的出版社比较多,劳动服务公司就办发行部、邮局发行点,负责投递报纸;朝阳建国门外街道外国人多,就办起了西餐厅;前门游客比较多,就办了人力三轮车社......
赶鸭子上架的政策,种下很多服务行业的萌芽。
更重要的是,和国营企业不同,劳动服务设立的公司不因人设事,不吃大锅饭,不干涉自主权,严格划清所有制界限,独立核算,独立经营。因为没有所有制的羁绊,反而为日后改制留下了火种。
比如宗庆后后来抓住机会承包校办厂的经销部,并改制,有了今天的娃哈哈。
联想的前身,就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自办企业。当时研究所财务状况糟糕、又面临国家财政拨款断流,只能办公司搞钱。计算所给了新公司独立的财务、人事和经营权,
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家,也因此诞生了。
兽爷的好友包叔说,化解那次失业高峰所做的种种努力:
其实就是一次次小型的改革开放。

 
2

 
1994年秋天,劳动部门在杭州西湖边的新星宾馆召开了一个研讨会,宣布返城青年的失业高峰已经基本化解。
新的任务又被提出来。就业工作重点要转向,要开始为分流安置国企富余人员服务,要搞:
再就业工程。
在场很多同志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,有人疑惑国企怎么会有很多富余人员。
两年后,轰轰烈烈的下岗潮席卷全国。从1996年到2001年,中国累计的下岗职工:
2500多万人。
东三省的大下岗不需赘述。就连上海也曾被下岗潮席严重冲击,别忘了,当时纺织业还是上海的支柱产业。
1991年开始,上海的纺织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,限制纺织业的产量。50万纺织工人的命运就此改变。
下岗工人的安置,要比待业青年难度大很多。这一次依然是国家力量出手,国有企业成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,安置自己的下岗职工。
比如上棉六厂的厂房交给家乐福;上棉二厂与上棉二十一厂的厂房变成了餐厅、保龄球馆、卡丁车场。
下岗职工的再就业,成了“一把手工程”、“4050工程”。上海工商局在一些在建工程项目周边搭建了临时经营摊点,让下岗职工摆小摊,安置了6000多人。
各行各业也响应号召,吸收下岗职工。最先做出表率的是上海航空公司,他们从下岗女工中招聘了14位空姐,年龄放宽到36岁,报名现场来了2000人。
之后,传呼台、公交公司、地铁、超市、房产中介都开始大量吸收下岗工人。
但对这座城市来说,失业高峰的冲击力还是太大了。
路明在《撕裂1999》里写过下岗潮对上海的影响:工人新村里,几乎家家吵相骂,夫妻争相用最刻薄的语言攻击对方。
每栋楼都有几户在闹离婚。离异的下岗女工,没有办法了,跟小囡说,做好作业自己困觉,妈妈夜里出去一趟:
昏暗小舞厅里,搂着陌生男人跳舞.......慢四步音乐响起,灯光灭掉,舞池深处,一双手摸上摸下。10块钱。
连上海都是这样,可想而知其他城市的下岗职工多么难熬。

 
3

 
无论如何,上海式失业和东北式失业,带来的社会震荡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有人总结得很到位:
上海的冬天,普通人熬一下就过去了,
东北的冬天,普通人熬一下就过去了。
那次失业高峰对东北产生的破坏性影响,延宕至今。
《漫长的季节》里有一点很令人唏嘘,下岗潮过去18年了,东北人的上升通道却依然没有打开。无论是比熊猫还稀罕的大学毕业生龚彪,还是技术骨干王响,最后都只能开出租。
有学者对老工业基地下岗职工做过系统性访谈,很多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下岗人员,无论是再就业的成功率,还是收入,并不因为文化程度而变化。
相反,在东北,读书越多越惨。1995年之前,职工受教育时间每增加一年,再就业的概率竟然下降了0.21倍:
读书越多,越找不到工作。
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:
人力资本的失灵。
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的知识技能、文化技术与健康状况,是普通人追求美好生活最基础的资源。它甚至奠定了经济学的基石——想要改善自己的收入低微,人们必须不断累积人力资本。这是大家对现代社会合理性的一种社会信念。
而在老工业基地的下岗潮中,这种信念崩塌了。由此产生的影响,比产业结构调整恶劣一百倍。
今年,关于“高考700分和存款700万你选哪个”的讨论,又开始了。
回看当年,东北和上海政府为了挽救失业率所做的,其实没什么两样,各个国企也在强压任务吸纳下岗员工;沈阳、抚顺、锦州等城市,都在鼓励下岗职工做小生意,很多临时执照或一次性经营许可证发给了下岗职工。
很多地方甚至允许企业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外,销售用来抵工资的产品……
唯一的区别就是,东北的下岗职工实在太多了。
《中国劳动统计年鉴》里的数字显示,1998年-2004年,上海有30万人下岗,而东北的下岗职工是:
800万。
按当时的常住人口来算,上海每58个常住人口中就有一人下岗,而东北,每13.4个人就有一个下岗。
失业高峰不可怕,可怕的是东北大下岗式的失业高峰,它太坚硬了,时间也不能淡化它。
兽爷的好友包叔喜欢看东北的老年相亲节目,辽宁卫视的《爱的选择》、吉林卫视的《缘来不晚》、黑龙江的《相亲相爱》,大妈们通常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:
一个月给我多少钱保障?

 
4

 
2002年年底,各省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开始陆续关闭,下岗和失业基本完成体制并轨,从此以后,只有失业,没有下岗。
两次失业高峰期间,政府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,凭空创造了很多岗位出来,帮助很多人维持了基本生活。
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,而真相是残酷的。
很多人不知道,第一次失业高峰中,当大城市大办劳动服务公司的同时,广大农村也成立了劳动管理站。这些管理站的主要职责,是控制农村劳力进城工作。
比如株洲市,劳动服务公司的喜报说,一年安顿了7000位待业人员。但没有说的是,那一年有5000多名农民工被清退,为了给待业青年腾出空间。
第二次失业高峰中,做出牺牲的依然是农民。
1997年4月,北京出台规定,只有12个行业的200个工种,允许使用进京务工人员。比如屠宰、建筑、环卫、绿化、殡葬、装卸等工种。进京务工人员不能当收银员和营业员,不能做会计和文秘,也不能做饭店服务员。
所以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年代,凭空创造一个岗位,有时候意味着另一个人要失业。
当时的行政手段看起来之所以能奏效,其实最根本的是做对了一件事:
鼓励全民创业、以创业带动就业。
前段时间,全国总工会公布了一个数据:全国职工总数4.02亿人左右,农民工2.93亿人,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人。
其他两个数据也许会有出入,但8400万这个数字不会有太大问题,因为外卖、直播、网约车,统计数据非常透明。如此说来,中国至少每5个职工中就有1人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。
外卖、直播、快递、网约车完全是新兴事物。第一家外卖平台饿了么,是2009年成立的;第一个直播平台是快手的,2016年初上线的;第一家网约车公司易到,是2010年上线的。
也就十几年的时间,这些创业平台吸纳了天量就业。
这就是中国过去十年的就业现实。国企和政府录用的应届生人数不到应届生岗位需求的10%,大部分增量都由民营企业、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创造。
过去两年造成就业市场大幅波动的,也是因为能为毕业生提供近半数岗位的三个行业——房地产、互联网和教培,需求萎缩。
要么创造条件让创业激情回来,要么,就只能在数字上做文章了。
兽爷的好友包叔说,降低失业率可太容易了,比如600万暂时没找到工作的年轻人,国家别把他们当做待业青年:
不如算成是新增了600万新生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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